光明网2020-04-19 23:58

　　中医名家卢世秀：“正气常存，避害防疫”

　　——光明日报社社会活动部主任廖廓专访中医名家卢世秀主任医师

　　编者按：近日，光明日报社社会活动部主任廖廓就中医在何时介入新冠病毒肺炎的治疗比较合适及如何预防等问题专访了中医名家卢世秀主任医师。卢世秀主任紧贴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的重要性及中医事业如何发展等方面做出回答。

　　光明日报社·社会活动部主任廖廓：您的专业是中医肺病，您对这次新冠病毒肺炎有什么认识?

　　卢世秀：多年来我不仅从事中医杂病的治疗，而且一直侧重于中医肺病的治疗及临床研究。中医肺病主要包括现代医学的呼吸系统疾病以及其他系统疾病所导致的呼吸系统的症状，这次新冠病毒肺炎首先伤及的是呼吸系统，与中医的肺病关系密切。

　　关于这次新冠病毒肺炎的中医病因病机认识以及诊断治疗方法，许多中医专家都提出过自己的见解，特别是亲赴武汉的包括几位院士在内的中医专家团队更是结合亲身体验做了全面分析，并制定了详细的中医诊疗方案，经过不断调整形成的第七版方案就是对中医药诊治新冠病毒肺炎的全面总结。我没有亲临抗疫前线，无法对新冠病毒肺炎的方方面面做出臆测，仅就中医对此类疾病的一般认识谈一点看法。

　　卢世秀主任医师(右)带徒弟会诊

　　这次疫情与2003年的SARS同属于中医“温病”的范畴，但从发病、转归及预后来看，二者有很大不同。从发病来说，SARS比较急，一旦感染很快就表现出临床症状;新冠病毒肺炎则相对较缓，潜伏期较长，从感染到出现症状有1~14天的时间，有的甚至没有症状;从临床表现来看，SARS主要是呼吸系统症状，新冠病毒肺炎则除呼吸系统症状外还有部分病人出现消化道以及眼和鼻的症状;从严重程度来看，SARS的病死率是9.5%左右，新冠病毒肺炎的病死率目前在中国是4.1%左右，前者较后者为重。从传染的强度来看，新冠病毒肺炎要远强于SARS，目前世界上感染新冠病毒肺炎的患者已超过180多万，大大高于SARS的8千多。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的表现?现代医学研究认为，新冠病毒肺炎病毒已经在SARS病毒的基础上发生了变异，用中医病因学来解释，就是温邪的性质不同，SARS主要为温热之邪，而新冠病毒肺炎主要为湿毒之邪，湿邪的特点一个是粘滞难愈，这已从它的发展趋势上显示出来了，还有一个是重浊趋下，这从对死亡患者的尸体解剖结果有许多分泌物堵塞小气道，影响气体交换可以印证;另外“湿温之邪大便溏为邪未尽”(叶天士《外感温热篇》)，许多患者有腹泻症状。所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七版》中关于本病的辨证分型有寒湿郁肺证、湿热蕴肺证、湿毒郁肺证、寒湿阻肺证等，推荐的几个中药方剂中都有祛湿的药物。而且施之临床也确实取得了很好的疗效。证明中医对新冠病毒肺炎的认识是正确的。

　　光明日报社·社会活动部主任廖廓：中医有“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说法，是否正气充足外邪就一定不会侵犯人体呢?

　　卢世秀：“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是《黄帝内经》中的一句名言，《黄帝内经》还有另外一句名言“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是说如果因感受外邪得病了那一定是人体正气不足。一般情况下应当如上所说，但特殊情况下并非如此，对这个问题谈一下我的看法。

　　首先应当正确理解“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含义。“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意在说明人体正气的重要性，强调正气强盛可以抵御外邪，避免疾病的发生。此语虽仅寥寥8字，但对后世影响极大。数千年来一直对保健养生起着指导作用，在鼓励人们加强锻炼，提高自身抵抗力，预防疾病方面有着巨大的影响，以至所有中医人都会咏诵。

　　卢世秀主任医师(左二)在门诊带教

　　但是否“正气存内”就一定“邪不可干”呢?回答是否定的，中医认为，导致发病的因素有两个，除了正气之外，邪气也是重要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邪气甚至能起主导作用。例如在疫毒之邪的侵袭下，即使体质壮实正气旺盛的人也易罹病。这点其实《内经》也谈到了，它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一个“皆”字包括了所有的人，即无论正气存内与否，都会感染疫毒之邪。这种情况从历史到现在都曾经存在，建安七子之一的曹植在一篇《说疫气》的文章中说：“建安二十二年，戾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户户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医圣张仲景在他的《伤寒论自序》中也说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以张氏家族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说有三分之二的人都正气不足显然与事实不符。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大的疫病流行，死者也不可能都是正气不足之人。正如明代医学家吴又可在《瘟疫论》指出的那样：“疫者，感天地之厉气……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2003年的SARS疫情中，相当大一部分感染者是青壮年人，而少儿却很少感染，而且症状严重者中，许多是机体免疫机能强健之人。此次新冠病毒肺炎初期也认为年轻人易得，尚未发现老人儿童感染者。但随着疫情的发展，这个界限也打破了。因此，对于这次的新冠病毒肺炎，“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不能反映临床实际，而“正气存内，邪亦可干”才更符合事实。当然，我们不能因“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没能全面反映此次发病的事实就否定其正确性。如前所述，它在指导预防上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只是我们不能教条地看待它，不能自恃“正气存内”就对病邪掉以轻心。当“邪”气过盛时，正气是无法抗御的，特别是一些我们还对其知之不多、还没有有效治疗方法的病邪，如艾滋病、SARS、新冠病毒肺炎病毒、乙肝、疯牛病等。

　　光明日报社·社会活动部主任廖廓：中医对于这种非常厉害的邪气怎么预防呢?

　　卢世秀：您问得很好，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在《黄帝内经》中，其实“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后面还有一句话，是“避其毒气”，这就是最恰当和最有效的方法。由此联想到《黄帝内经》中的另一段话，“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存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一个“避”字，包含了养生保健的一个重要内容。

　　“避之有时”的狭义理解是要适时避邪，这其中包括两点，一是要调整起居以避免自然气候的变换带来的损伤，以《黄帝内经》对人在四季的起居活动加以指导为例，“春三月，此为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起居上做到“夜卧早起，广步于庭”;“冬三月，此为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阳，”起居上做到“早卧晚起，必待日光”，是说要顺应四季的气候特点调整自己的起居活动，以避免四时之气的伤害。二是对危害人体的四时不正之气，要根据其产生的时间和规律及时防避，以免致病。如现代医学的流感、流脑、肺炎等病容易在春季发生，乙脑、痢疾及其他一些肠道传染病易在夏秋之际流行，对此要采取积极主动的预防措施加以防范。

　　卢世秀主任医师(左三)在门诊带教

　　“避之有时”的广义理解是要全面避邪，不仅在“时”上，而且要在“地”上、“事”上。凡是能引致邪犯的因素都要避之。“地”是指环境，我们的祖先早就意识到环境卫生对于人体健康的重要性，甲骨文中就有洒扫和在室内除虫的资料记载，如“庚辰卜，大贞;来丁亥寇寝”，《保生要录》指出“土厚水深，居之不疾”;《地理新书》要求居民住室区广种树木，四围栽竹，使环境青翠清新;《琐碎录》所载：“沟渠通浚屋宇洁净无秽气不生瘟疫病”。就是要求住处讲究环境的优美、无喧嚣躁扰;土高水清，避免潮湿或积淤死水的污染;空气清新无秽气污染。“事”是指公共卫生措施，采取各种消除病邪的公共卫生措施是避邪的重要内容。《周礼》、《仪礼》、《诗经》中就有许多除虫灭鼠的方法，如抹墙、堵洞、用药熏、洒灰、按时扫房等。《左传》中也记载了“国人逐瘛狗”以防狂犬病，说明在很早以前古人就意识到了公共卫生措施的重要性。另外，“事”还包括隔离避邪，即隔离疫病传染源。对于疫病患者，应采取必要的隔离措施，以控制疫病传染源，防止疾病蔓延。还应避免与传染病患者接触，以避免邪毒染易。如唐代设立“疬人房”收容疬疾，麻风病人实行严格的隔离。明代主张“患痘疮，无论兄弟妻子，但一切避匿不相见。”其目的都在隔离避邪。

　　事实证明，这种最原始、最简单的方法确是最有效、最成功的方法。1910年东北爆发的肺鼠疫之所以很快得到控制，就是归功于中华医学会首任会长伍连德博士采取的切断传染途径的隔离措施和他发明的“伍连德口罩”。

　　我国在这次新冠病毒肺炎发生初期及时采取了封城、隔离、空气物表消毒以及戴口罩等措施，都是“避”的具体体现，正是这一系列的正确措施使疫情很快得到控制。反观欧美各国，由于不重视“避”的原则，结果酿成大患。这是避与不避产生不同结果的最好例证。

　　综上可知，古人对疾病的预防相当重视，避邪是与扶正同等重要的事情。虽然“正气存内”，但对邪还是要“避之有时”，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邪不可干”。全面正确理解先贤的发病理论，不仅有利于个人的养生保健，也有利于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光明日报社·社会活动部主任廖廓：您认为中医在什么时候介入新冠病毒肺炎的治疗比较合适呢?

　　卢世秀：中医药的作用在这次新冠病毒肺炎的治疗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可以说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国家医疗队专家组成员张伯礼教授对此作了总结。他的总结有四点，一是极大降低了死亡率，使用中医药治疗后，很多定点医院都是零死亡;二是经中医药治疗的轻症病人没有一例转为重症的;三是很多重症患者转为轻症;四是中医药治疗的成本远低于西医。这次中医药介入治疗较2003年SARS发生时更早更全面。这次除武汉外其他省市自治区都在早期就使用了中医药，中医药的参与率达到了96.37%，而湖北武汉的中医药参与率初期只有30%，到后来才提高到90.6%。这也是武汉新冠病毒肺炎患者死亡率高的一个原因。从实践来看，中医越早介入治疗效果越好。

　　卢世秀主任医师(左二)带徒弟在石景山电视台科普讲座

　　上面我们谈到过“上工治未病”的问题，是说高明的医生会做到早期预防早期治疗。实际上中医向来主张早期治疗，将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同时注意保护还未受伤的脏腑组织，按中医的说法叫“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回看历史，中医在历次瘟疫流行时就有大锅熬药分施众人的做法，这实际就是在初期阶段的预防，张伯礼院士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是“大水漫灌”，实践证明这是一种颇为有效的方法。

　　光明日报社·社会活动部主任廖廓：您说用相同的中药“大水漫灌”，这和中医讲究辨证论治个体治疗不是有矛盾吗?

　　卢世秀：看似有矛盾，实际不矛盾，我们前面提到过《黄帝内经》的一句话：“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为什么病状相似?因为感受的是同一种病邪，用西医语言来说感染的是同一种病毒，所以临床表现也基本相同，既然外邪相同，症状相似，为什么不能用相同的药物呢?况且所用药物也是在辨证之后有针对性选择的，所以仍然是辨证施治的结果，只不过是在当时十万火急的情况下，不可能也容不得你进行更为精细的辨证，譬如拯溺救焚，岂待整冠束发?

　　当情况和时间允许对疾病做进一步分析与研究时，我们就可以从容一些，将辨证论治由粗转细，根据患者不同的体质、不同的临床表现进行更为精细的诊断与治疗，这是在“漫灌”基础上的“滴灌”。随着对疾病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医诊疗方案也在逐渐细化，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三版的四证四个基本方，到第七版的四型七证八方，形成了比较系统全面的诊疗方案。所以说无论是大水漫灌还是精准滴灌，都是在辨证论治的原则指导下采取的治疗方法。

　　光明日报社·社会活动部主任廖廓：您对新冠病毒肺炎恢复期和无症状感染者的中医治疗怎么看?

　　卢世秀：从新冠病毒肺炎的发病过程来看，其有强传染性、长潜伏性和高隐匿性的特点，从对其研究的结果来看，这种病毒兼有SARS病毒和艾滋病病毒的特性，所以它不仅损伤呼吸系统，同时还损伤人体的免疫系统。从死亡患者的年龄段看，老年人死亡最多，因为老年人基础病较多，抵抗力较弱，用中医的话说就是正气不足，无力御邪，所以恢复期的患者应特别注意其免疫系统。中医在固护正气即提高人体免疫力还是有优势的，它可以根据患者的体质和所处的环境、生活习惯、饮食起居采取相应的保健措施，中医的养生方法包括药品、食物、针灸、推拿、气功、导引等，在扶助正气抗御疾病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教师节徒弟(右)给卢老师(左)送花

　　对于无症状感染者来说，这些方法也十分有效。因为无症状者就是病毒携带者，不发病是因为体内免疫系统尚正常，按中医的话说是正气尚充，对病邪有抑制作用，所以不发病。一旦免疫系统出了问题，抵抗力下降了，就是正气不足了，病邪就会发作，无症状就会变成有症状。现在已经有无症状感染者发病的案例，所以中医对这类患者还是大有可为的。

　　光明日报社·社会活动部主任廖廓：您对今后中医药在防治重大传染性疾病中的价值有什么看法?

　　卢世秀：在这次抗疫行动中，中医药展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成果令人刮目相看，也为今后此类疾病的治疗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其优势有以下几点：一是可以快速制定治疗方案。因为中医是一门临床实战性很强的医学，通过望门问切搜集材料，通过司外揣内了解体内病情及变化，通过辨证思维确定病因病机，然后迅速做出诊断并制定治疗方案，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尽管有时比较粗糙，但诊断治疗的大方向不会错，这就为救治患者争得了时间，在一无疫苗，二无有效药物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最佳的治疗方法。第二，中药讲究协调作战，有君臣佐使的组方配伍理论，只要对症，不会出现副作用，所以使用安全。当年SARS的治疗中大量使用激素，产生了诸多的副作用，至今无法消除，教训深刻。第三，中医用药灵活，可以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因人施治，所以更体现个性化，现在都在讲精准医疗，实际中医就是精准医疗，这也是中医药疗效好的原因之一。第四，由于中医讲究并擅长“治未病”，所以在疾病初期甚至未发病时就可提前预警，另外患者病愈后的康复也是中医药的一大优势。

　　全国新冠病毒肺炎确诊病例中，有74187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0.6%。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率领的第一支国家中医医疗队在武汉金银潭医院所接管病区，截至3月30日共收治重症和危重症患者158人，140人治愈出院。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治愈率89%。

　　武汉唯一由中医接管的方舱医院江夏方舱医院收治的567例新冠病毒肺炎患者以宣肺败毒汤和清肺排毒汤为主，配合颗粒剂随症加减，有的辅以太极、八段锦和穴位贴敷，没有一例患者转为重症，没有一例患者出舱后复阳。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知道中医药在防治新冠病毒肺炎中发挥的作用，相信在今后重大传染性疾病治疗中中医药将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光明日报社·社会活动部主任廖廓：您对今后中医药发展的前景有什么看法?

　　卢世秀：中医的发展一路走来都十分艰辛。随着改革开放，医疗市场的扩大以及对外贸易需求的增加，国家于2016年12月6日发布了《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将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事，对于中医药事业来说不啻为一股春风。为了贯彻落实这一发展战略，2016年国家制定了《中医药发展战略纲要(2016-2030)》，2019年10月20日国家又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紧接着国家中医管理局在2019年11月23日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重点任务分工方案，2020年1月9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中医药局长会议，安排布置落实工作，这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动作预示着中医药这列动车已经驶上了高铁。

　　国家层面的战略决策对于我们从事中医工作的人来说是好消息，关于中医发展的各项目标和措施上述文件也说得很详细到位，我作为一个普通中医大夫无法从更高的层面对此进行解读，只能就目前中医的现状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中医事业的发展一要靠全体中医人的努力，二要靠发展环境的改善。

　　首先中医人自己要能拿得出让人信服的东西，所以打铁先得本身硬，这是中医药重新崛起的重要一环。第二，中医必须保持自己姓“中”的特色，要有自己的定力，我非常赞成中西医结合，但我们不能被所谓“中西医结合”、“中医科学化”的口号所迷惑而丢了自我，中医要自信，自信是坚持中医特色的精神支柱。

　　另外，发展环境也很重要，现在有国家的大力支持，有政策的扶持，中医药发展展现了大好的前景，有的中小学已将中医知识引入课堂，中医保健的热潮方兴未艾，中医药在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说明中医药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医药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要创造出一个良好的中医环境，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医药深入人心，长盛不衰。(视频剪辑、文字整理 张舒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