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仅为中医药事业“铺路奠基”的人就难以计数。
    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对中医药事业的领导，于1955年派郭子化同志为卫生部副部长。郭子化同志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他是在卫生部门和社会上出现一股轻视、歧视中医的逆流中顶风而上的。那时郭老年已六旬，带着多年战斗中留下的慢性病，立即开始在全国各地四处奔走的调查摸底。他到北京中医医院调研时，我曾跟随市卫生局原中医科长郗霈龄老中医前去迎接过他。当时郭老在中医界已有较高的声望，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位有强烈革命责任感的领导者，一位和善的忠厚长者。郭老对筹建中医药教学基地，组织编写审订中医药学教材，筹备建立中医药科研基地等方面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周恩来总理的具体指导下， 1956年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同时建起四所中医学院，仅用半年时间均如期开学，其校舍、师资、教材等等几乎全部是自己动手、艰苦奋斗、克服重重困难办起来的。其中的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副校长哈玉民是一位年轻的知名中医，带领全校教职员工日以继夜地赶编教材，还要顾及有关筹备工作，他由于劳累过度肝硬化已到晚期，并不肯住院治疗，边吐血边工作，直至学校开课又坚持开办了北京市第一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后，才默默地离去，年仅42岁。次年，南京等大城市也办起了中医学院。1962年郭老又着手组织调查组，筹备和落实在九大城市建立九个中医药研究基地的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基本落实，并陆续开展了科研工作。郭老还对办好中医医院、继承老中医学术经验（包括民族医药），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药的基础性工作都十分重视。不久，“文革”的暴风雨袭来，此时的郭老已到古稀之年，怎耐那番折磨，终于在1975年与世长辞了。郭老夫人黄海明同志说：“郭老是抱着对中医事业的无限留恋，还想为之再拼一搏时离开我们的。”
    崔月犁同志在平津地区做党的地下工作时，就和医务工作结了缘。1958年他任北京市委卫生体育部部长后，刚上任不久（于1959年2月）即在市委召集各大直属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各区县卫生局局长、市卫生局局长和各科科长（我当时在局中医科工作，是局里派去做记录的）开大会，崔月犁同志在会上做了《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报告》，报告结尾要求各区县各单位党委认真检查一次对党的中医政策执行情况，并要求为进一步做好中医工作制定规划，还要求将检查情况向市委汇报。崔月犁同志的这次报告经过整理于1960年初发表在市委机关《前线》刊物上，题为《树雄心立大志，努力研究整理祖国的医药学遗产》。此举在卫生系统产生了很大反响，为全市卫生部门党委加强对中医工作的领导打下了一个良好的思想基础。为了动员高水平西医在临床中向老中医学习的问题，他亲自找到友谊医院党员院长谈话，要求他们在西医病房里每周定期请名中医查房、会诊，由水平较高的西医跟随学习并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经过一段实践获得了较满意的效果。这些做法曾在市里某些大医院推广，曾掀起了一股在职西医学习中医的热潮。
    崔月犁同志1982年出任卫生部部长后，到各地视察时，见到“文革”中中医事业遭到的破坏和损失，就决心要把中医药学包括民族医药学这份宝贵遗产保护继承下来，发扬光大，更好地服务于人民。为此，他曾多次亲自向中央领导汇报实情，为中医事业争取了财政专款，风声传到各中医机构时，犹如“久旱逢甘雨”；这笔专款使中医系统至今受益。为更有力地加强对中医工作的领导，他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认为应该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中医管理机构。为此，他亲自到国务院陈述理由，所起的作用是非同寻常的。终于在1986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许多省市也相应地建立了“中医管理局”。1987年初崔部长在即将离任前，抓紧时机邀请了北京市卫生局局长、中医处处长到部里座谈，他肯定了北京市中医工作成绩后，着重指出北京市应及早建立“市中医局”的问题。指出北京市的特殊地位和所负的历史重任，月犁同志还在会上亲自宣读了国务院对他的任免令，表达了自己对党的卫生事业和中医工作的始终如一、鞠躬尽瘁。这是我最后一次聆听崔部长讲话，也是使我感到震撼和记忆最深的一次。不久，北京市经市政府批准正式成立了“北京市中医管理局”。   
    卫生部原中医司老司长吕炳奎同志也是老革命，曾在游击战争中腿部受伤。他早年学过中医且有较高的医术。在中医司工作时他拄着拐杖艰难地各处奔走，为中医药事业“呼吁、呐喊”。他不怕权势、不怕攻击，在“文革”中他多次上书党中央、毛主席，报告中医事业遭到破坏和遭受诋毁的实例。在他离休后，我和局里同志去看他时，见他家住的几间小平房几乎是到了该拆迁的程度，但这一切都丝毫不影响吕老“一个心眼”的去考虑中医事业。卫生部原中医司副司长林伟同志离休后一直忙着为中医工作做调查研究，直到临终前还关心着中医事业的发展。原中医司还有一位受人尊敬的徐永晖大姐，也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医事业。先辈们的光辉业绩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作者：局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