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5月，国务院机关的所有办事机构都撤销了，财办和财贸政治部的200多人，全部下放到“五七干校”。于是我被抽调到新组建的国务院总理值班室工作。
    “文革”开始后，国务院机构长期处于瘫痪状态，国家的经济建设受到极大影响，为收拾残局，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主持下，由几位当时尚能工作的领导同志组成了“国务院业务组”，周总理亲任组长，李先念任副组长，主持日常工作。成员有粟裕、苏静、余秋里、方毅、刘西尧、袁宝华、李震、陈华堂、丁江等。李德生、华国锋、纪登奎调到中央工作之后，都兼任国务院业务组的副组长，协助周总理和李先念同志工作。
    当时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面很宽，国家的经济、生产、生活、党政军民学，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无所不管。为业务组日常工作服务的就是国务院总理值班室。当时的值班员有十二三人。我在值班室先后承办过财贸、文教、卫生、外事、政法及军队等方面的文书处理、通讯联络、会议会务等工作。由于工作需要，我基本上住在机关，成天守在领导同志身边，随时准备承办各种公务。
    1970年，全国棉花工作会议的文件起草工作，先由负责这次会议的全国供销总社军代表和供销总社的同志执笔。但多次拿出的草稿均未通过。先念同志让我去帮助他们，我用了一个通宵完稿。后经先念、登奎、国锋等领导同志审定通过，以中央红头文件印发各省市自治区。
    1971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文件，也是多次讨论通不过，先念同志让我去帮助写成当年财政工作情况简报。中央以红头文件印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参照执行。
    在值班室工作时，我深感到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要有政治敏锐性，及时向领导汇报。并从中深切体会到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事无巨细，心中始终装着全国和人民。
    如一次，夜里两点左右，北京市政府值班室来电话:“东城有的粮店市民排队抢购面粉”。我写好电话简报立即向值班室负责同志汇报，“这反映了一种社会动态，应即报总理”。负责同志说不要因这些小事打扰总理。几分钟后，总理电话询问此事，负责同志为此向总理作了检讨。
    还有一次，半夜一点左右，北京市政府值班室电话说：“天安门广场有人哄抢英雄纪念碑四周的鲜花”。我立即写了电话简报，但负责同志又以不因小事干扰总理未报。不过几分钟后，总理电话查问此事，并批评值班室为什么不及时报告。负责同志写了书面检讨。
    1971年9月12日，我正值夜班。半夜北京军区值班室电话说:“沙河机场有一架直升机不明原因深夜起飞!”此情紧急，我立即直接报总理。第二天清晨，中南海的气氛十分紧张，警卫部队全副武装，进入临战状态。我们都感到出大事了，但谁也不敢做声。后来，我们听到总理向业务组成员传达林彪出逃的情况，有如晴天霹雳，我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党内会出现如此骇人听闻之事。
    在值班室工作的几年，特别是后三年内，我分工联系卫生部，这是周总理直接分管的一个部委。因此，我直接守在总理身边承办各种具体工作的时间也较多些。
    周总理不分昼夜的忘我工作，我们也不分昼夜的守在总理身边，随时办理各种公务。总理的办公室在西花厅，但他批阅文件，找人谈话，召开会议，主要在东花厅假山会议室。批阅文件时，总理逐字逐句的反复阅读思考推敲，每个标点符号都用红色铅笔重重的点过，错用的都予以改正，还不时的询问我们有关事项的一些情节，我们回答不出时，就立即找有关部门的同志前来研究处理。当时，总理的活动，不准录音、摄影，更不准录像，也没有现代化的办公设备。传递文件、回答问题、草拟文电，随时找人，记录谈话，到铅印厂排印校对材料和交办事项等等，使我们每天忙碌不停。
    在总理身边工作时，他老人家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关怀备至，常听到他深情地讲“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总理的人格魅力深深教育感染着我，受益极深。在总理值班室工作的那些日子，许多事情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作者：卫生部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