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我们战地医疗队来到了沈阳军区集训，主要是快速学习战地外科、急救和护理学。
    集训期间的一天午餐时，一位50多岁的军人坐在我的旁边，他和蔼地说:“你多大啦？队伍马上就要过鸭绿江了，你怕不怕？”我自管低头吃饭，不吭声。心想，我又不是孩子了，虽然没有戴帽徽领章，可我是军人啊！军人都要上前线，婆婆妈妈地问我怕不怕？用不着。这时，有人喊他刘院长，说有人找他。于是他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张照片和一本战地救护手册给了我。他问，照片上的这位医生你认识吗?我说:“不认识。”他说:“他是白求恩医生，外国人。到中国帮助我们抗日，不幸牺牲了，这种国际主义精神是伟大的。你是中国人，要过江去帮助朝鲜人民抵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其意义也是伟大的。在工作中要向白求恩同志学习，好好工作吧。过些天，我们可能在安东见面。”我把白求恩的照片夹在战地救护手册里，每次打扫完战场都拿出来看看。
    没多久，我们的队伍到了安东。安东城内没有了往日的繁华，百姓们失去了欢乐，大街上穿黄衣服的人多过百姓装。夜晚灯火管制，江边时有美国飞机在天上盘旋，全市处于备战状况。
    7月的一天黄昏，我们小分队突然紧急集合，跑步到清川江边渡口，接前方转下来的伤员。由于时间紧迫大部分伤员没有进行处理，有的伤口已经化脓。我们边迅速清理伤口，治疗、换药包扎，边把伤员转运回国，一直紧张工作到天快亮，刚把伤员送过了江。敌人的飞机飞到了我们头顶上，上级命令我们上山待避，于是我们快速往山上跑。跑到半山腰，回头看到江边渡口火海一片。汽车和没有运走的物资，都被炸了。天渐渐地亮了，但敌机仍在江边盘旋，我亲眼看见炸弹是一对一对往下投。
    天大亮了，我们口渴的很，想找点溪水喝。突然发现半山腰有一片苹果园。于是，我们商量着买几个苹果吃。队长不同意。他说，上级发给我们的这点朝鲜币是在与组织失掉联系时活命用的，不能买苹果吃。我们看他那严肃的样子，只好作罢了。
    没一会儿，队长用他的军帽盛着一些苹果找我们来了，我们睁大眼睛看着苹果，谁也不敢动手。原来，队长看大家太渴了，就用他自己的朝鲜币买了苹果分给大家。我们连擦也没擦，三口两口吃了起来。这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脆甜可口的苹果了。吃完苹果，我们靠在一起打起盹来。朦胧中听到命令下山，于是我们用山上的树枝编制了花环戴在头上开始下山。
    到了江边，悲愤让我们忘记了饥饿。突然护士小丁哇得一声哭起来。原来她的背包被汽油弹打着了，烧成了焦炭。背包里有她未婚夫给她的一封信，还没来得及看。
    我的白求恩的照片和战地救护手册，也被汽油弹烧焦了。我很心痛，但我没有哭，我把愤恨记在了心里。照片虽烧毁了，但白求恩同志的国际主义精神在我心中是永远不丢失的。50多年过去了，每想起这一幕，犹如昨天。
    不过几个小时，忙碌的青川江渡口，就被美帝国主义的飞机炸成了一片焦土。被炸弹翻上来的泥土冒着团团热气，伸手摸摸仍会烫手。木桥码头炸得无影无踪，我们的换药箱化为乌有。我们打扫完战场要返回驻地时，护士小丁说:“岩石的后面有一只脚”。我们过去看见一只脚从股骨断的，血已流尽，脚上穿的解放鞋和我们的一样。
    队长下令:“就地掩埋”。我们开始挖土。挖到一尺多深时，队长突然说:“埋在山北面，把他朝向安东!”于是，我们又在小山坡的北面开始挖。挖到二尺多深时，把烈士的断肢平放下去。埋士时，队长又大声喊:“不行!”他跪在地上把烈士的断肢扶起来，象栽花一样站立在土中。队长说:“埋土吧!”这时，我们发现队长流泪了。我们脱下军帽，默默地志哀。然后又在烈士的坟前栽上了一棵被炸弹连根拔起的小松树。
    在回驻地的路上，队长说:“我让烈士的脚尖冲着祖国，让他的灵魂隔江相望，他是要回家的，他的妈妈还等着他哪。”我们抢救医治过无数伤员，50多年来对他们的容貌姓名都慢慢模糊淡忘了，唯有那位烈士的脚至今难忘。
    回到驻地，事务长迎面对我们说:“好消息，今日晚上吃大米饭”。我们一听高兴极了，算来我们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吃到粮食了。因为敌机封锁运输线，又是朝鲜雨季，几天来我们都吃海带和少许饼干，开始吃还可以，但是连吃几天大便都是黑颜色的。
    吃饭的时候，炊事员向我招手“小鬼你过来”，其实他也比我大不了多少。他用一把大铁锹在饭锅铲了一下，给了我一块碗口大的锅巴，现在回想起来依然香脆好吃。我们不但吃上了大米饭，每人还分到一块四川榨菜。朝鲜的环境是艰苦的，但我们感觉仍然很幸福。因为祖国人民对志愿军的支援和关怀是无微不至的，祖国人民的心和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抗美援朝胜利了，我回到了祖国。我要求自己以白求恩同志为榜样，凡是找我看病的，上至中央首长王首道，胡子昂，下到平民百姓，我都一视同仁。在针灸研究所工作期间，一上午不管有多少个病人，我都认真细心地诊治，对病人的要求我都耐心回答。
    离休后，我来到了加拿大多伦多开了一间针灸诊所，还我内心的一个宿愿，在我有生之年也为加拿大人民做点事情。一天，外面下大雪，一位加拿大患者看完病后，对我尴尬地说忘带钱包了，而且还要急着赶去魁北克。我说没关系，让他走了。为此，翻译小姐很不满，指责我说:“房租要付，饭要吃，你这哪是开诊所？开慈善机构还差不多。”我说:“翻译费我付给你，我这是向白求恩学习。当年白求恩为中国人民看病，收过钱吗?”
    过了一个多月，我收到了从蒙特利尔寄来的一封信。我不敢拆开看，因为我没有朋友在蒙特利尔。两天后，翻译小姐来上班时才拆开。她笑着对我说:“还是你对，这是那位没付诊费的病人寄来的支票。他说下周要带全家找你诊病”。
    从白求恩同志的照片被烧毁的那一天起，我无时不在想再找到那张照片。1958年，卫生部在河北保定办了一个全国中草药展览会，我也去参观。在那次会上，我又看见了白求恩同志的巨幅照片。可惜我和我同去参观的人都没有照相机，无法摄影留念。
    值得庆幸的是，在2005年6月11日，我来到了加拿大的格雷文赫斯特，如愿以偿地参观了白求恩纪念馆。我认真仔细地观看图片、展品、录像等。了解了白求恩同志的一生，对白求恩的善良勇敢和国际主义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更加深了我对白求恩的崇敬和发自内心的思念。在纪念馆里又一次见到了那张珍贵的照片，我在照片前留了影，终于和珍贵的照片永远在一起了。   （作者：中科院院直机关）